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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问题,蒋泽中提出,国家提高相关标准,同时也要改变我国对待外企和洋品牌一贯宽松政策,不给外洋品牌降低标准的借口;相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,对违法的外企和洋品牌要加大处罚力度,使得它们担负起应有的责任。洋品牌屡屡出问题被请下神坛,对国内企业是一个抢占市场的好机会。蒋泽中说,竞争中,如果国内企业更注重提高产品的质量,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好消息。
河南商报 (微博)记者 赵强 26日下午4时许,上小学六年级的12岁男孩小山(化名)从教学楼三楼坠下,所幸生命无碍。他说,此前因在班里调皮,老师让他搬到教室后面坐,并叫家长到学校。校长称,事发前小山和另一名男生闹着玩,两人议论“谁有种谁往下跳”,结果不小心从三楼摔下。 孩子 “老师让搬到教室后面坐,把家长叫来” 此事发生在郑州市花园路北段一小学。目前小山正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胸外科接受治疗。昨天,小山说,之前他在班里调皮,“老师让我搬到教室后面坐,把家长叫来。”当问及是否因此事跳楼,小山一直在咳嗽,护士称,他受伤太重,讲话太多会加重伤情。 胸外科主治医师胡为才介绍,事发当晚从急诊科转到胸外科时,医院已经为小山下了“病危通知”,目前生命已无大碍。经检查,小山双肺挫伤、右侧气胸,左右两侧都有骨折,且左侧面部挫伤。“孩子正处于骨骼发育期,愈合会比较快,应该不会落下后遗症。”胡为才说。 校长 孩子和另一男生“闹着玩”,不慎坠楼 昨天上午,记者来到该校寻找目击者,该校保安以未接到领导通知为由,没让记者进入。该校校长称,“经学校调查,当时小山和另一男生闹着玩,两人在议论‘谁有种谁往下跳’,结果他不小心从窗户上摔下去。”该说法是否属实?和小山“闹着玩”的男生是谁?校长称,为保护小学生隐私,不便透露。 小山的班主任冯老师说:“小山在课堂上和其他同学说话,我就告诉他,如果管不住自己了,就坐‘自省席’。但我并没有让他叫家长。”校长认为,小山坠楼和让其搬到教室后面无关。 回应 学校负责全部费用,将给窗户装防护网 小山的妈妈称,小山是个调皮但不太爱说话的孩子。“真没有想到能这样。”妈妈说,学校通知后她才知道此事,对于坠楼她并不知情,但小山此举和他平时在家的表现不相符。至于小山的平时表现,她不愿多说。幸运的是,教学楼下正在建沙坑,小山正好落在一个沙坑里。 校长称,小山的住院费、治疗费和后期费用,以及家长陪护的费用,全由学校负责,学校派老师24小时轮流看护。校长说,一周内,学校将在教室窗外装防护网。
杨文学(中)和老乡背着背篓穿行街巷中杨文学走在“毛坯路”上核桃寨村民当“背篼”凑钱的账本杨文学在自家门前作为寨子里最有出息的人,杨文学想让核桃寨有条路。如今,这条土路正歪歪扭扭地从山脚爬上去。深深的山谷在一边,破败的村庄就在另一边。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这个寨子里,修路是“天大的事”。去年3月25日动工那天,一寨人都撇下了洋芋地,围到“挖挖机”前看热闹。可这条总是被村民们挂在嘴边的路,看起来却寒酸极了:黄泥路面不到5米宽;一些地方积着碎石、落叶或几颗孤零零的小萝卜;还有段路被前夜的雨水冲软,人们将摩托车推上山时,就会在路面上留下七八厘米深的印痕。杨文学梦想中的路,宽敞,平整,可以容两辆汽车交错驶过,至少也该是条水泥路。核桃寨的路距离他的目标还差得远。但现在,他只能看着那段路躺在山坡上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其实,杨文学只是省城贵阳的一个“背篼”——那种背着箩筐在城里转悠、时刻准备卖力气的人。每将200斤的水泥背上三楼,他能赚到5毛钱。外出打工后,前几年赚的钱变成了老家的一栋房子。之后的8年,他又攒下了13万元。如今,这个37岁的农民工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核桃寨修了一条路——一条2500多米的“烂路”。望山跑死猪核桃寨里有核桃树、梧桐树,有一年一熟的苞米和洋芋,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山里的人,踏出了一些一人多宽的小路。它们多在山崖边,孩子们走惯了,甚至能挥着竹竿在上面放牛。不过,想要走出寨子,人们得翻两座山,有时没路了,面前是一面近乎直角的山壁,村民就扒着突出一点的岩石块小心翼翼地爬过去。核桃寨就这样被困在山里。从这里到达距离最近的汽车站,需要先用40多分钟下山,然后再在碎石遍布、几乎很少有车经过的通村公路上步行将近两个小时,最后才能到达。这是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。没有一辆汽车能开到寨里,甚至马车也不行。在杨文学的土路修通前,整个寨子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。山上所有生活必需品,都得由村民一点点背上去。“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山上背粪了。”杨文学站在家乡的山上回忆。几十年过去了,情况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。杨文学说这话的时候,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正背着整筐粪球爬上来。他穿着不合身的迷彩服,头发乱糟糟的,鞋子已经被泥巴糊住了,看不出本来的颜色。到了冬天,这里的温度降至零下,在外打工的儿女们会将钱寄回老家,让父母买一车煤过冬。可是,把煤搬回寨子却是个浩大的工程。货车司机一路颠簸着开来,只负责将煤卸在通村公路的尽头。随后,买煤的那家就要喊上全寨的劳力去帮忙。几十个人一起背,穿山谷,上陡坡,每人背七八个来回,要将近8个小时才能将一冬天用的3吨煤运完。背煤的这一天,主人家总得招待两三顿饭。饭菜只有山里人每天吃的那几样——苞谷粒磨成粉末后制成的苞谷饭、酸菜豆米,条件好些的人家,还会切点年猪肉。杨文学偏着头数了数,一年里,这样背煤的日子总有七八十天。他的邻居,45岁的杨贵昌则计算着,每背一趟煤,他至少得在路上歇9次。“通路了,就有车了嘛!有车我们就再不费力了嘛!”杨贵昌大声说。但随后他又摇摇头补充了一句,“我们这里,没见过车!”没车进来,更没车出去。每户年产近万斤的苞谷和洋芋,只能跟着农民们待在这没什么出路的村庄。人们留够了口粮,剩下的一部分喂了猪,另一部分干脆就烂在地里。谁都知道,集上的洋芋能卖1元一斤。可没有车,谁也送不走这么多粮食。在这里的土地上,人们就算再勤劳肯干,也没有收入和存款。杨文学还记得,寨子里曾经有人想赶猪去集上卖,结果,猪在翻山的路上累死了。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路,是寨子里的人们最常说起的话题。因此,当去年正月十五杨文学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时,他毫不意外地在父母的土坯房里再次听人提起。几个过来探望杨文学的老人与他一起围坐在火炉桌前,每人面前都摆着杯苞谷酒。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后,话题就落在了“路”上。“我们这里还是需要修条路。”有人说。另外一个老人叹了口气,“难,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。”在老人们看来,如果有人来牵头修路,最可能就是杨文学。因为至少在核桃寨里,他的存款数量“算得上最多的”。还在1998年的时候,杨文学就离开了贫穷的村庄。他先是去昆明当建筑工人,但是那里的活路并不好找。一年之后,他到六盘水的小煤窑背煤。在煤窑里,工人们只能弓着身子爬行。或许是受到每吨煤15块钱“高工资”的激励,杨文学在洞里面“背得可凶”,一天能背出来6吨。运气好的时候,他被分在离洞口近的地方,每天能背接近10吨。只要隔3个小时能吃上一顿馒头,这个身高1.6米的男人就觉得很满足了。他在煤窑里工作了一年半,直到有一天,他把一筐煤背出来不久,身后就传来“轰”一声巨响,煤窑塌了。从此他再也不敢做这样危险的活儿了。12年前,杨文学成了贵阳的“背篼”。他怕“和人抢不过”,不敢进城中心,就一直生活在城郊的望城坡。他使用的背篓是从老家带过来的。为了防止藤条将后背割伤,妻子特意用化肥袋子缝制了一个厚厚的背垫。在做“背篼”最初的几年里,每天清早6点多,杨文学就已经站在街边等活路了。他背过各种建筑材料,也背过冰箱和保险柜。背砖的时候,一摞砖头从背篓里斜伸出来,他只能弯着腰、叉着手往前走。在他看来,背水泥是最好的活儿,每背200斤水泥上三楼,就能赚到5毛钱,如果是背到五楼,“那可就有两块钱了”,他非常满意地说。后来,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从乡下接到贵阳,妻子也当起了“背篼”。靠着这些肩扛手抬的活儿,他们每月能赚五六千元。不过,这一家六口小心翼翼地使用每一分钱。他们住在城郊的一幢“农民房”里,从聚满“背篼”的天桥上走下来,穿过一片垃圾堆就到。这不是栋结实的建筑,以至于邻居家有人跺脚,整个一层地板都跟着发颤。不过,两间房仅收月租200元,这就是让杨文学满意的地方。即使是白天,这个家也黑乎乎的,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拉亮一个灯泡。他今年从乡下背来的腊肉,挂在布满霉斑的墙上。地上堆着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洋芋,那也是他从核桃寨背过来的。去年年末,小偷掰弯了窗上的铁栏杆,溜进来,从睡着的杨文学身边偷走了200块钱。这让杨文学心疼坏了,因此,他除了从老家背回了吃食,还带回了一只看门狗。即便在贵阳过着如此窘迫的日子,他仍觉得,这比寨子里的生活好多了。或许正因如此,去年正月十五那天,老人们在杨文学面前端起了酒杯,叹息着,“就是缺个牵头的人啊……”刚刚攒下13万元的杨文学沉默了一会儿,又喝下了两杯苞谷酒,然后拍了下桌子,说:“我来修。”1 2上一页下一页
要是没路,修了房子也没意思那是个突如其来的念头,杨文学承认。他回忆起,自己此前从来没有动过一次修路的想法。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程。此前的十几年间,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把“串寨路”修好,有一次甚至已经将路段按组别分派给当地百姓,由政府买材料,百姓“投工投劳”,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。而在去年元宵节以前,杨文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修路有什么关系。那时,这个揣着几千块钱回寨子的男人的首要任务,是把老家的房子装修好。房子是在2008年砌起来的,一切建筑材料都要雇人从山下背上来。在村里,这算得上一栋顶气派的房子。灰砖垒成了二层楼,一楼是厅堂和厨房,二楼则隔出了三室一厅,明亮宽敞。按照城市的习惯,杨文学甚至曾经考虑要不要在屋内搞出一个“卫生间”。今年2月8日,当杨文学再次回到这座新房时,他指着二楼的房间说:“喏,这两间是给孩子的,另外一间是我和老婆的卧室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的表情神气极了,脚下却踩着满地的砂土,和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木材。“走,再上楼顶看看,我搭了个‘炮楼’。”他冲记者比划着。不过,楼顶堆满了落叶,不知是谁将婴儿的衣服晾在了这座疏于照料的房子顶上。每过农历新年时,他会回到这座房子里来看看,然后在临走时小心地用一张胶合板挡上空荡荡的门洞。但对于房子的一切梦想,很快就让位于“路”了。就在他拍着桌子决定修路的那天晚上,和孩子们待在贵阳的妻子接到了杨文学的电话:“我要在老家修路,多晃几天再回贵阳。”“挖路是个好大的事情,咱家那些钱,也修不起啊!”妻子着急了。“要是没有路,修了房子也没意思。”杨文学并不动摇。更何况,他的父母也巴望着修路。父亲已经61岁了,按照村里的传统,一户人家要背煤,全村每家人就都得出一个劳力。儿子不在身边,杨文学的老父亲就得像其他人一样,每年总有七八十天耗在背煤的路上。第二天一早,杨文学就找寨上几位“主要人物”说了自己的想法。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回忆起,他们甚至没有画过一张图,只是“站在半山腰指了指”,就确定了整个路径。山坡上将劈出这样一条路来:以寨子最远端为尽头,穿过杉树林,从山上一路弯弯转转,最后停在山脚一道四五米深的沟谷前。冬天,这里没有水,满地都是旁边小学的孩子们丢弃的火腿肠包装纸;到了夏天,几十厘米深的河水就会从这里流过。杨文学打算在山谷前修一道石桥,让车子从山谷那边一直驶进村寨。十几年前,杨文学初中毕业回到寨子里来,曾做过3年生产组长,组织全寨人去修通村公路。除了这些遥远的记忆外,他再没有一点关于“修路”的经验了。对于这个37岁的男人来说,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程,以至于刚开始时,他甚至说不准自己最后大概得掏出多少钱,耗掉多少时间。难题很快就来了。路从山谷过来,先要经过熊家寨两户人家的山地,才能进入核桃寨。乡政府给第一家出了6000元,协调其借出地方,可第二户人家却怎么也不答应,说是万一路修不成,不白搭了家里的土地?最后,杨文学只好承诺自己会掏出21000元“买路钱”。钱,钱,钱,钱,没钱了根据寨子里风水先生的说法,杨文学选在2011年3月25日开工。镇上黄色的挖掘机从那条坑坑洼洼的通村公路上开过来,临近山谷将要越过第一道沟坎时,差点翻车。不过,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好日子,几十米长的鞭炮在地面炸响,烟雾弥漫了小半个山谷。背着婴儿的母亲、正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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